今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孙新军主任参加“市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直播访谈节目，围绕“加强垃圾分类促进生活垃圾减量”，与北京市政协委员郝金明、王兰，现场的市民代表以及模拟政协的学生代表对话交流。
以下为“管城理市”根据访谈内容独家整理的访谈实录：
主持人：今天我们主题是垃圾分类，其实北京早在年就开展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是国内第一个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的城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首都垃圾分类也迎来“提档升级”的新契机。今年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到如今已经过去三月有余。而这多天，工作开展怎么样，疫情期间压力大不大？
孙新军：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开始心急如焚，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部署、着力推动的“关键小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市民素质提升的“关键大事”，是小中见大。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正好与疫情撞个正着，全市的精力都在疫情防控上。我们犹豫过，但是市委市政府决心坚定，要推进分类不动摇，我们就要硬着头皮冲上去了。
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低调亮相、平稳开局，但逐步拧扣、爬坡升温，可以说低开高走。我们坚持稳扎稳打，步步深入，不断扩大战果，这就是北京的节奏和策略。
从动员会到实施只有六天的准备时间，但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知晓率、参与率、精投率“三率”不断上升，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每天都在增加，我们的信心也每天都在加固。
主持人：疫情期间垃圾分类工作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上下一心，排除万难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抗疫的同时垃圾分类工作能取得六升两降的成绩来之不易，您可以再具体给我们解读一下数据背后的含义吗？
孙新军：我为大家解读一下这些数据。
首先是家庭厨余垃圾分出数量和质量。垃圾分类的第一步就是把厨余垃圾从生活垃圾里分出来，所以在现阶段，这两个指标是垃圾分类效果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垃圾分类总体进展的体现。原计划，是到8月底，家庭厨余日分出量要到吨，但是在7月底就提前完成了。昨天日分出量已经到了吨，出现了“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了提升这个指标，各区重点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增分子，就是增加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二是减分母，就是可回收物应收尽收，减少其他垃圾产生量。双管齐下，保证了家庭厨余分出率的提升。
第二，是桶站设置达标率、值守率、动员覆盖率。这三个指标体现的是“基础中的基础”，考察的是各区的基础工作。宣传动员到位，居民才能“想分类”、“会分类”；桶站配置到位，居民才能分类投放；值守到位，才能监督到位。各区都进行了生动实践，比如说，东城区对桶站实施逐一编码，绘制了点位图，公示相关信息，推进精细化管理。西城区发挥民主议事协商会的作用，讨论以后封闭了楼内垃圾间，实现垃圾桶下楼，改变了多年的垃圾投放习惯。海淀区引进垃圾桶“身份证”芯片，收运车辆能自动读取小区名称、相关责任主体信息，还设置了垃圾桶清洗站。平谷区在壮大桶前值守方面积极采取了很好的措施，制定分时段轮值表，实现规定时间不断岗，做法比较务实、有效。
第三，是执法检查率。从《条例》实施开始，我们就以问题为导向，一方面督导检查，每天分10组进行抽查，同时再结合视频巡查、行业自查等“6查”工作大法，主要检查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桶站配备、值守人员，厨余质量等等这些基本情况。另一方面是执法检查。市城管执法局还是以混投、混装混运问题检查为主。这两种方式相结合，就摸清了情况、锁定了问题，进而督促整改。经过这几个月的努力，问题率都在下降，说明全社会都在落实条例、积极履责。
主持人：我也了解到这几个指标的重要性，其实两位政协委员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也有切身的感受，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王兰：确实是孙主任说的，调研中能感觉到垃圾分类已经深入人心，几个月来，老百姓的心态和行动都有非常大的变化
郝金明：我的感受跟王委员基本一致，我身边有不少人也是从最初的懵懵懂懂到现在开始自发能践行垃圾分类了，自觉去做这件事，我感觉垃圾分类这个大趋势是不可以改变的。
主持人：通过多天人们的意识和行动都在往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实际操作过程中，确实会发现有很多的实际困难。
郝金明：是有困难的。北京是一个常住人口多万的大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量非常大。据调研结果显示，仅朝阳区每天的垃圾产生量就达到吨，相当于十几层楼高的一座山。孙主任，面对这么难的问题，您有什么高招？
孙新军：垃圾要减量，把它尽量分开，量就下来了。北京的垃圾分类我们总结了一下有六个特点。
第一，两个条例同时推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推行的同时，《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也推行了。物业作为社区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承担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所以物业条例对垃圾条例是一个加持。
第二，两个常态并驾齐驱。一个是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另一个是垃圾分类的常态化。这两个常态，都需要一段时间的战时机制，我们成立了指挥部，基础奠定后，再慢慢转向平时机制。我们做了很好的结合，尤其是借势疫情期间，人们在痛定思痛以后养成的良好的卫生习惯，另外还有一支久经锻炼的防控队伍，这两者极大地帮助了我们的垃圾分类。
第三，坚持服务端发力。把服务摆在管理之前。把困难留给自己，给老百姓更多方便，要搭好台，再请人来唱戏。我们还采取了一些柔性手段，包括破袋、定时定点、撤桶并站方面广泛征求意见，不搞一刀切。
第四，理性分类，因地制宜。尽量不把垃圾分类搞得高不可攀，降低分类门槛，减少分类困惑。让老百姓很快地加入进来，再由粗分向精分逐渐过渡。
第五，强调源头治理，重视治本。因为分类本身不减量，关键是要在源头减少产生。资源变成物品，物品用后再回收，也是要成本的。有些成本还很高。所以减少铺张浪费、源头预防最关键，是重中之重。
第六，问题导向，急症先治。我们对影响垃圾分类水平和推进速度的问题，进行了归类。问题最大的就是社区分类。社区分类的症结就在居民源头分类，源头分类程度取决于压力传导，压力传导不足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够，它的背后又是倒逼机制没有跟上。现在越来越聚焦到桶前值守上，所以我们要环环解扣，捅开瓶颈，疏通全流程。
郝金明：今年我的提案是建议减少垃圾产生，我在调研中发现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太多了，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减少总量。
孙新军：对。随着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垃圾产生量的增加不可避免，为了做好源头减量，也做了顶层设计，一是围绕农产品的三个环节，推广净菜上市、净菜进场，提升场地的粗加工能力。第二是宾馆饭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洗漱用品，重申了限塑令。第三是电子商务行业，加快实施绿色包装，减量包装，推广原发包装，电子运单，瘦身胶带等措施，纸箱用的时候要采用优化的设计。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所以我们在源头减量上也倡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适量点餐，光盘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还有就是理性消费，旧物利用，践行绿色生活。
主持人：您说的光盘行动，北京市很多的餐馆都推出半份菜，小份菜，吃不完的打包带回家返一个券，我觉得现在的勤俭节约的新风尚在逐渐形成，您说的外卖，我有亲身体会，以往是配餐具的，现在不主动提供，需要加选，你配了在家里有碗筷就是浪费了，我们能把这部分的资源节省下来。
今晚的直播访谈节目中，现场的市民代表和学生代表也结合生活中的情况，咨询垃圾分类中的问题，孙新军主任也给予了详细解答。
学生代表：您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中的一名学生，我家里准备了好几个垃圾桶，但是具体分类时，还是会搞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方法？
孙新军：其实垃圾分类很简单，你只要花几分钟，就能学会。北京现在实行的是垃圾“四分法”，就是把垃圾分成四类：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厨余垃圾顾名思义就是厨房产生的，像菜帮菜叶、剩饭剩菜。可回收物就是纸张、玻璃、金属能卖钱的。有害垃圾是对身体和环境有害的，比如说废荧光灯管、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等。这三类除掉就是其他垃圾，比如说保鲜膜、塑料袋、纸巾等等。这里我还想教大家最简单的“分类一招”。你只要把瓜皮菜叶，剩菜剩饭分出来放厨余，其他的搞不懂，举棋不定就放在其他垃圾桶，就能得80分以上了。
为了检验“学习成果”如何，直播现场做了一个测试，两位同学将代表垃圾的卡片按照自己的垃圾分类知识贴在磁贴板上。随后，市民代表中的垃圾分类指导员进行了点评，两位同学只答错了一题，分类正确率很高。
郝金明：我觉得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工作真的很重要，垃圾分类知识不清楚的话，培训要跟上，加强对公众宣传和引导。
孙新军：您说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老百姓存在对分类知识比较模糊的情况，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不仅仅是氛围的营造和意识的宣传，还要加强知识传播和普及。
今年以来，因为疫情的突袭，我们在入户面对面宣传上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于是我们调整了宣传方式，主攻线上，一方面是制作了垃圾分类的电视节目，还利用视频直播方式宣传条例、讲解知识，为中小学生录制垃圾分类《空中课堂》，另一方面上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