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震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此次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也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不仅严重威胁世人健康，而且给世界经济带来挑战，影响着世界政治格局。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由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引发的流行病和瘟疫，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深重灾难，但也让人类痛定思痛，不断提升医药水平、完善公共卫生体系，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通过科学防控、科学施救，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有序复工复产，武汉全面解封，逐步恢复正轨。按照世卫组织的说法，我国疫情已经由“遏制阶段”进入到“缓疫阶段”，中国经验正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抗疫行动。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我国在公共卫生、生物安全和自然生态治理领域的短板和不足。针对疫情初期社会上对禁止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的呼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相关的政策议程和立法进程，将在行为、意识和制度方面带来巨大的改变，极大地推进我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
改掉陋习，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
人类不是世间万物的主宰。人因自然而生，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也会伤及人类本身。陋习可能给行为者自己或他人以及生态环境带来负面的后果，甚至生存的威胁。一些珍稀物种的消亡、疫情疫病的暴发，都可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警告。文明是相对于丑陋和野蛮来说的，有些陋习在当事人看来是天经地义、大快朵颐的行为，但从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看，则是蒙昧和落后的。合不合时宜是指对陋习的判断标准是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与时俱进的，那些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行为就可能被认定为陋习。
滥食野生动物被看作是陋习并不是这次疫情才引起的。人类食用野生动物有着悠久的历史。人类依靠自然资源而生，大自然是天然的食材库，野生动植物是人类最早的食粮。我们的祖先“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据研究，正是得益于能够使用工具“敲骨吸髓”使得智人的脑容量得以增长，并最终战胜其他直立人而成为现存唯一的人属物种。但野生动植物身上有大量的病毒、细菌和寄生物，因此“时多疾病毒伤之害”。火的使用提升了人类食物的安全性，让人类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并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但这也给一些地方的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带来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澳洲大陆在4.5万年前迎来了第一群人类，两千年后当地体重在50公斤以上的动物遭到灭绝，捕猎带来的火灾让森林变成了荒原，只剩下最耐火的桉树“独步天下”。大约从一万年前开始，人类开始学会驯化一些野生动物成为家禽家畜，为自己提供较为稳定的肉类食物，人类社会也逐步从采集、渔猎进入到了农耕、游牧的阶段。但野生动物的命运并没有得到改观。人类的繁衍、扩张继续侵蚀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一些物种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生态文明追求的不只是环境与生态本身的“文明”，更加需要实现的实际上是社会文明和人类文明。生态文明不仅仅体现在我们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更重要的是人们的行为举止要不断提升到更加“文明”的高度。近现代欧洲文明的崛起，与那场夺去近半数人口生命的“黑死病”（鼠疫）不无关系。源于中亚草原旱獭（土拨鼠）并经由鼠类、蚤类传播的烈性传染病，改写了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最终结束了贫穷、愚昧和肮脏的中世纪，开启了西方现代文明之旅。近现代欧洲的文明进程也是从“礼貌”尤其是就餐礼仪和宫廷礼仪的教化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鼠疫的抗争使得人们对于公共卫生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