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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高考一结束，他就要去宿舍收拾行李。行李简单，衣服、被子一搂，就可以与重来的一年作别。很多时候，考完他就已经知道结果，估计又得再读一年。每当这时，都会有一种可怕的感觉袭来。就像身处茫茫大海的一只小船上，黄昏已至，想靠岸，却没有桨。或者徒步走出了很远，到了前不着村后不挨店的地方——回头，路途遥远；往前，前路漫漫。
文
三三
编辑
沈时
图
三三（除特殊标注外）
眼前这位32岁的男子看上去还是高中生模样。脸是西南地区常见的黝黑色，白T恤，黑运动裤，特步跑鞋，唯一有点社会感的是黑尼龙斜挎包。见到陌生人，先是肩膀从左耸到右，然后低头怯怯地笑了，露出一排尖尖的虎牙。
招呼这次饭局的是在省台工作的何汉立，他拍过一部名为《高十》的纪录片，主角就是唐尚珺。那时他刚从台里的民生新闻组转到纪录片组，新晋导演找选题的时候想到了还在读高八的老同学。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原本心态抗拒的老同学接受了拍摄。
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还是彼此初中三年里最要好的朋友。初中毕业后，两人上了不同的高中，然后逐渐中断了联系；因为纪录片的拍摄，他们的友谊又恢复了。
但他们的人生再也没有产生过真正的交汇。
何汉立的人生轰隆向前，到省城读书，毕业后留在省台，然后娶妻生子、买房买车；唐尚珺则留在原地，年复一年地读着高三。年6月，他刚刚参加完人生中的第十三次高考。按年级算，他已经高十五了。
怎么样今年？借着酒意，何汉立把问题摆上桌。这天正是广西高考分数线公布的日子。
分都没有。
得知唐尚珺的高考成绩是分，何汉立拿出见过世面的老成姿态：所以我说，人过三十记忆力退了，人体机能直线下降。
另外两位也加入话题中来，讨论起唐尚珺的未来。何汉立的表姐夫，一位高中生物老师，建议他学金融，以后出来做基金经理，或者进入培训行业，我开个机构，你做校长。唐尚珺多数的时候都只是笑笑，不说话。
高考的话题已经不属于社会人，他们很快转向了基金、股票和房价，兴之所至还当场建了一个群——鹤立基群。唐尚珺依然多数时候只是在听，尽管他也炒股，但只是偶尔插几句话。这么多年重复的高三生活，似乎为他构筑了一个逃遁现实的城堡。
在广西的一周时间里，我尝试着走进他的城堡。我在南宁与他一起从墙上翻进公园，我陪他一起回到他就读七年的钦州二中和就读两年的钦州一中，我们一同回到他位于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的老家，并到镇上拜访了他的初中老师。我看见了贫困和阶层给人的限制，也看见了堂吉诃德一般的人生——虽然执拗得让人觉得疯魔，但也有某种纯粹和动人的东西。
年，在何汉立的纪录片里，故事原本已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唐尚珺高十这年考了分，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为了更圆满些，何汉立特地向台里申请了交通费，让唐尚珺带着母亲和已经查出癌症的父亲到北京看看。纪录片里，唐尚珺最终入读就学于中国政法大学，边学习边在餐厅兼职。但现实中，唐尚珺再次选择了复读。
这之后，何汉立不再关心唐尚珺的考分以及能否上岸了，他现在的理解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唐尚珺（左）和何汉立（右）
何汉立向我回忆起他们初中时的一件往事。
有一次，他们决定从镇上的学校出发，沿着一个方向走到尽头，看山的外面是什么。他们早上七点出发，一路往前走，热闹的小镇变为城乡接合部，再变为荒无人烟的野外。
这次关于尽头的探索，终结于何汉立。到了中午十二点，他想到不能再往下走了，这时往回走还有五个小时，正好可以赶在天黑前回到学校。但唐尚珺还想继续往前走。他看得出，如果没有他作出选择，唐尚珺可以一直走下去。
他就很快乐，沉浸在其中，也不会去计算太多其他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手电筒，没有吃的，再不回头我们就要迷失自我，迷失在黑夜当中。
多年后回过头看，这像极了一则寓言。在他们的人生里，他们并没有一起折返，中午十二点是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刻。此后，何汉立往回走，过上了世俗意义上的好的生活，唐尚珺则闷头走了下去。
纪录片
年初向台里报选题的时候，何汉立也是刚得知老同学的故事。初中毕业后，他们几乎失去了联系。彼此留下的唯一联系方式是QQ，上大学后他时常想起这位昔日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给他留言，都很少收到回复。偶尔在时隔多日之后收到的回复也都十分简短。他们真正恢复联系是在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
唐尚珺第一次在QQ上主动和他说话，然后告诉他，他还在读高中，高八了。我希望我对你说的，你都不要告诉任何人，在明年九月前，可以吗？现在我还是那么傻，那么疯狂。
何汉立想起之前他也向他隐约地透露过一些信息。他在QQ上问他最近在干嘛，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想透了人生很多事情——好多人追求的东西都太空了，然后告诉他，我在做一件事情，我也不能跟你说，但是我在坚持做一个事情。他当时想的是，你不会出家当和尚了吧？
得知真相后，何汉立的第一反应是，他可能真的疯了。但他故作镇定，问了一串现实的问题：哪来的生活费？还在原来的钦州二中吗？校方什么态度？
我骗家里人说我在上大学，用的是大学的学费。学校没什么意见。我倒是不怕别人笑话，就怕村里人笑我父母。
对方发过来的这些话，像是一个心智正常的人说的话，这让何汉立稍稍放下心来。但他仍然每一句都小心回应着，生怕某句话让老朋友受打击。不过我支持你。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我真的很佩服你的执着，海枯石烂的决心。这个年代很少见了。
何汉立也试图开导QQ那一头的他，这个社会现在出路不一定就是名校，就像他自己，也是很普通的二本，一直以为毕业后的出路就是回到老家县城谋份工作，可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得到回报了，在省台当记者。
唐尚珺对我说，后来每次喝酒的时候，何汉立经常在他面前拿这段经历吹牛。
年，何汉立从广西师范学院毕业，毕业后在省台的民生新闻组实习，就在已经做好回老家上思县的电视台工作时，十年一遇的机会出现了。已经七八年不进人的省台一下子进了十几个实习生，他就是其中之一。其他留下的几乎都是来自北上广的名校或广西本地的一本院校，他是少有的二本生。用他领导的话说，他的简历是从垃圾桶里捡回来的。领导觉得他是很能干活的人。
两位老朋友恢复联系之后没多久，台里新成立了纪录片部门。有更高的追求的何汉立本就不满足于每天走街串巷跑一些鸡毛蒜皮的新闻，所以抓住机会转了过去，他的身份也从记者转型为纪录片人。
新晋导演需要创作题材，就自然想到了这位刚恢复联系的老同学。他和同事们提起这个选题的时候，同事们的反应不出意外地相似——你同学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是啊，他也不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A4纸打印出的选题申报单上，他代表观众连珠炮地发问：他为什么会选择在一条路上走到黑？他内心承受了什么煎熬？他的精神世界扭曲了吗？年春节他将如何继续圆谎？今年高考他能梦想成真吗？
当何汉立和唐尚珺提出想拍摄他的故事的时候，唐尚珺起初拒绝了。第一年复读家里是知道的，第一次高考分，一个肯定只够上大专的分数，他连志愿都没填，在钦州做服装销售员的姐姐给他掏了元学费。但从高五起，他的生活就开始一分为二：A面一切正常——他到南宁机电读了专科，家里每年为他凑元，元学费，每月元生活费；B面是他靠撒谎隐匿的真实生活——南宁机电他只是到学校感受了半天，但上课没感觉，就退学回到了母校钦州二中，继续复读，年复一年。他不愿意将B面暴露在他人面前。
破天荒地主动和何汉立坦露，是因为他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刻，他是想向老朋友借钱的——虽然他最终并没有借。A面的变化直接影响着B面。按照A面的轨迹，年7月，他从南宁机电毕业了。此后的几年，他失去了固定的收入，手头不再宽裕。
何汉立用只是在地面频道随便播播、拍了反正人家也看不见的理由取得了唐尚珺的默许。年春节前，何汉立带着摄像到钦州二中，时隔多年第一次见到了唐尚珺。唐尚珺穿着一件红色冲锋服，还是那么腼腆、害羞。最初的气氛多少有一些尴尬，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已经生疏了。
晚上这种生疏的气氛才被逐渐打破。何汉立一点一点地问他这些年的经历，讲着讲着，唐尚珺哽咽起来。何汉立感到，他也是憋了很久——身边没有一个人能够倾听他的心声。
但这远不是老友间掏心掏肺的聊天，何汉立觉得不好聊太多，而唐尚珺讨厌他们之间隔着的冷冰冰的镜头。我感觉隔了一层纱一样，看不透他一样。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么写。
不管怎样，对何汉立来说，此行至少有两个收获。两人慢慢找回一些熟悉感，又开始建立感情了，而且，他确认他仍然是正常人，对老朋友精神方面的怀疑就此打住。
有很多细节作为证明：比如指尖转球，初中时他的技术还不娴熟，而如今篮球可以在指尖停留好几分钟——做一个事能进步，还做得得心应手，至少是有正常人的控制能力；初中一起学的吉他，如今也弹得更溜了，他从他的音乐中更直接地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情绪；还有笔迹——他原以为打开试卷，看到的字会散发着学了七八年永远找不到方法、永远也考不好的偏执，但他看到的却是工整有序的字，笔画间弥漫秩序感。
人们最好奇的那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年复一年地复读？何汉立也第一时间问了。
而且后来又问了很多遍。在学校宿舍、在老家、在回家的路上反复问过。但他始终没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唐尚珺后来的回答和第一次聊QQ时的解释大同小异——我本以为回来一年就可以考上。当你发现你花了一年就这么一个结果时，你不会甘心。我的目标是中科大。
但何汉立也听过他的另一种解释，他想去北京，只要是北京稍微好一点的大学都可以。作为朋友，话语间的矛盾何汉立并没有太在意，他一方面觉得他没有百分之百地和盘托出，另一方面也觉得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自己的目标。但作为导演，他需要他的主角给他一个说法。镜头前，他让唐尚珺说出一个目标，唐尚珺走到黑板前，写下几个大字——中国科技大学。这是他的官方说法：为了中国科技大学，他走上了年复一年复读的道路。
何汉立现在的理解是：这有一点像赌博的心理，押的码越大，越不甘心输。刚输一年，输一块钱，输就输了我就过了。但是你把全部身家，全部青春，全部的寄托情感都押在里面，你就是想有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唐尚珺在复读班教室中图源《高十》
清华
也许是在陌生人面前更容易袒露心扉，我们在星巴克单独见面时，唐尚珺和我说了他真正的目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完美的结局。
他说起从大专退学时，想到小时候父亲给他写过的一句话，跨长江，过黄河——后面的不记得了，反正意思就是，还是要考去北京那种地方读书。
北京什么地方呢？
目标大得很。他正用勺子把玩着咖啡杯里浮着的奶盖，这时抬起头，嘴角退了几下，声音细如丝，考清华。清华二字他至今未和任何人说起过，包括何汉立。他怕大家笑话他不自量力。也许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心理动因——越怀着深情，越难以启齿，谈论自己的梦想，显得是对它的亵渎。中科大只是他初中时成绩最好的同学考上的大学，并不是他真正的梦想。
那这个清华从何而来呢？
最初来自上世纪90年代村里破天荒出的一个清华学生。那位考上清华的学生，后来当了官，成为村里人仰慕的对象。清华具体意味着什么，那时唐尚珺并不清楚。但在他成长的世界里，清华几乎是大学的代名词，因为在长辈的认知里，世界上似乎只有两所大学，一所清华，一所北大。
与我预想的不同，我刚见到唐尚珺，就发现他的眼神中没有一定要出人头地的劲儿。清华在他的世界里已经成了某种精神性的存在，清华代表着美好，代表着值得——所以当他在和何汉立说他看透世界的时候，却在年复一年地复读（一个看上去像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功利行为），并无逻辑上的不自洽。
后来我在电话里告诉何汉立，唐尚珺一直想考清华大学。他干笑了两声，我觉得这个目标太遥远了。他觉得自己和唐尚珺的区别是，他很容易被洗脑并向生活妥协，而唐尚珺有一股拙劲。清华、北大的梦，他也做过，但知道够不着，就从来没把它当回事。
好像说我想要去月球一样的。他又补充道。
但是他们还是初中最要好的朋友时，月球离他们并不遥远。当别人都在讨论某道题怎么做时，他们会讨论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人没有长出两只大耳朵？这些别人不以为然的东西，困扰着他们。一般同学想得不多，他就很顺利，升学、就业、结婚生子，没有我们这种征兆。我们想得太多了，想着不平凡，想要人生冒险。
他们也都无数次在帮家里干农活时想过逃离父辈的生活。当地的经济来源是种甘蔗和桉树。说起甘蔗，何汉立把右手掌劈到左手上，这个砍甘蔗的动作他重复过无数次；唐尚珺反复说起，每次都要把甘蔗从山脚扛到山顶，先捆好，扛上去，然后再拆开，装车。每次干活的时候就想以后好好学习，不要干那么辛苦的农活了。
这一点他们倒是都算做到了。无论是二本毕业的何汉立，还是复读多年的唐尚珺，都已经是乡亲们眼中少有的会读书的。
何汉立家五个小孩，姐姐和哥哥都早早辍学。姐姐拿着初中的英语书，背着一床被子就进了工厂；一个哥哥16岁辍学后，因为无法接受回家种田，精神开始恍惚，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院。何汉立说，同村的五六十个同龄人，只有两三个人能升入县城的高中，其余都在镇上消化，拉帮结派、打架、赌博，或者到广东、福建等地的工厂打工。
何汉立、唐尚珺都和我讲了他们初中时奇怪的病。唐尚珺病发在中考前一个月。病来得无来由，一起床，看东西很恍惚，有点像喝醉，一直都醒不过来，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感觉是真的还是假的，做梦梦到我醒来，醒来还像是做梦。医院，但什么病都查不出来。
何汉立说他这个事情发生得更早。他刚到上思二中上初一，就曾经想过要自杀——拿着两块钱，想去买一瓶老鼠药，后来因为太害羞张不了口而打道回府。他将这理解为与阶层有关的不适应。农村底层到一个新环境，不知道大世界还有各种复杂要面对，唯一的本能就是逃避。那是一种对未知、未来深深的恐惧。
唐尚珺暑假为了赚生活费也去广东打过工。他曾经去过一个制作手机屏幕的工厂，车间是全封闭的，刺鼻的化学气味，上岗前要全副武装，光穿衣服就要花十来分钟。他的工作是检验手机屏幕有没有漏光，他看到流水线上一堆又一堆、成千上万片的手机屏不断出现在面前，绝望地问自己：这一天天都做这个东西吗？然后只做了两天就辞职了。
清华在他的世界里是精神性存在的另一个佐证是，他并不像一个出身底层的人通常会做的那样将工厂里的工作和办公室里的工作区分开来。他从小就不喜欢工作，并对所有的工作有一种印象——上班就是要去卖力干活的，一坐一整天。
我问他觉得人应该活成什么样，他回答：比较自由。我让他举出理想的工作，他举了摄影、乐队，记者也算一个；还有自己开个店——即便它会倒闭，或者去流浪。相信他一定极为认同契诃夫小说里的主人公说的一番话：工作把我给定死了一样。人只要一辈子钓过一次鲈鱼，或者在秋天见过一次鸟南飞，瞧他们在晴朗而凉快的日子里怎么样成群飞过村庄，那他就再也不能做一个城里人，他会一直到死都苦苦地盼望自由的生活。
清华会解决比较自由的问题吗？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清华对他来说过于遥远，毕竟考到第七次时，才多分。清华在他的世界里像是贝克特戏剧《等待戈多》里隐身的戈多，代表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明天也许会来的希望。
唐尚珺老家的大门
不知不觉与后知后觉
年8月，高八的唐尚珺做了一件事。他要亲身到清华体验一下。他从钦州出发，坐了28个小时的火车去了北京，没座位，他就在洗手台上坐了一天一夜。窗外从南方的树，慢慢变成北方的平房，他想着，以后上学回家都这样坐火车多好。
到北京是凌晨两三点，在公园椅子上睡了两小时，天一亮他就起身去了清华。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去了荷塘、清华学堂，看了学生宿舍和蛮多楼，还去看了还是黄绿色的银杏树。正赶上新生军训，他羡慕极了，心想：我什么时候也可以在这里军训啊。刚进校园的时候心里很平静，不一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第二天，他觉得没有看够，又进去重走了一遍，荷塘、清华学堂、白色校门……
清华原本也不是遥不可及，他从镇上的中学考上的钦州二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之一，每年都有被清华和北大两校录取的学生。刚上钦州二中时，他有一次打电话给妈妈，说学校有个上了清华的人，戴的眼镜跟啤酒瓶底那么厚，我要是读到戴眼镜可能我就上清华了。
在总结自己的优点时，唐尚珺觉得其中一个是，自己有一点小聪明。他只要用心，东西学得很快，功课是这样，溜冰、转篮球也都是这样。
但他贪玩。
冒险、好玩，是打动他的关键词。比如你要邀请他吃饭，他第一想要问的是，去哪里吃饭以及，有酒喝吗？他第一次打开内心的那次采访，是我和他一起翻过公园的墙之后，在一棵大树下进行的。当时已是晚上11点。
高中也是在玩中度过的，复读之后依然如此。在钦州二中复读时，他常和同学一起半夜爬栏杆，去市里的广场吃夜宵，闲逛。有一个学期，他花块钱买了一双溜冰鞋，晚上爬出墙，在学校对面马路上溜了一个晚上——他很得意，刚学溜冰，第二天就可以站起来。
一个只爱玩的人，怎么考清华呢？唐尚珺回忆从清华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紧迫起来，但是遇到具体的选择时，玩、懒、拖拉依旧继续支配着他。他觉得自己很分裂，玩心很重，静不下来。一次中秋节，晚上有灯展他很想去看，走到校门口想到学习，就问自己，到底要出去吗？但转念一想，花灯也就一年一回，最终，在纠结内疚中到底出去了。
努力不起来，没有压力；有所期待，又不甘心。这种状态。买一些教辅书，买完就放那，没动过。考不好老师不找谈话，父母也不知道。
他从小是爱玩的野孩子，把无尽的时间消磨到了掏鸟窝、玩泥巴、抓鱼之类的事情。唐尚珺在日记里把自己的经历归到家庭环境上：我生长农家，三代为农，资质也不是很差，但家中没有读书氛围，又没人给你点拨一下，我什么都没有，后知后觉，很多事情明白的时候，已经晚了。
唐尚珺觉得，关键时刻没人把他往回拉——就像当年与何汉立一起探索尽头时何汉立所做的那样，否则他很可能就会下功夫了。他是不知不觉间进入复读的循环的，他每次想的都是，再复读一年就好了，然后直到高考完发现还要再来一年，如此往复。
后知后觉也体现在一些细节但也许重要的问题上：他是到了高九才从老师的谈话中偶尔得知，可以通过考研的途径再次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
少有的关于时间流动的提醒发生在某天上楼梯时。他遇到了应届高三时的班主任，班主任说：你不是去读大学了吗，怎么还在这里？
在钦州二中复读四年，又在钦州一中复读两年，从9年9月到年7月，操场、教室、食堂和宿舍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罩子，屏蔽了外面的世界，时间也似乎停滞了，紧迫感也不存在。不会觉得要找工作了，要找女朋友了，觉得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会累的，想得很美好，就不会有很大压力。
在《高十》纪录片里，唐尚珺谈起前6年的高考成绩：9年，专科；年，超三本线几十分，报了专科，后退学；年，上二本线，但是选不了好大学；年，本来可以选好点的二本，但志愿没有填好；年，第一次过了一本线，报了北京的大学没有被录取。年，他在镜头下查分数：分。他的成绩直到年转学去钦州一中后才开始有大的起色。这之前，他似乎是花6年时间做了一项实验，一个人在完全不用心的情况下，可以用多久把高中内容读通。
他拒绝工厂和父辈生活的重复和单调，但高三的重复他接受了，因为有希望。枯燥乏味的高三甚至成了他隐秘的城堡和逃遁现实的乐园。这里无人管束，也不用进入社会的系统，这个城堡里甚至有某种他想要的自由和惬意。有一段时间，他模拟考能上分，有小女生下课跑过来，给他带点零食，请教数学题。
在现实中，他的自由和自闭联系起来。他最喜欢用的
